对外直接投资提速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开放成长的重要一翼，其中高科技投资对推进国内产业技术进步与优化我国经济的全球布局发挥了特殊积极作用。近年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外投资呈现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伴随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国内产能与出口超预期爆发式增长，相关领域企业对外投资先后活跃展开，尤其是今年以来一批电动汽车制造企业纷纷对外投资“群体出海”，引发业内和各方广泛关注。我国高科技对外投资成长轨迹如何？最近新能源特别是电动汽车对外投资为何快速增长？其影响如何以及在政策面应如何看待与应对？

　　本文初步看法认为，近年新能源汽车领域高科技对外投资快速扩大虽可能伴随某些不利因素，然而总体看是我国在相关新兴产业初步确立领先优势基础上，因由开放经济规律性作用和机制性力量向外溢出进行全球布局的产物。这种在开放环境下由厂商受竞争规律驱动自发决策形成的新局面，对我国企业长期稳定获取国际市场相应份额具有必要性，对少数国家针对我国实施的“小院高墙”方针具有外围破局效果，有利于我国在与美西方经贸政策博弈中获取主动。因而有关部门可继续对合法合规的企业相关投资计划和行动采取正常绿灯放行的政策方针，同时对潜在风险进行动态监测评估并保持关注。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指一国企业在外国投资创建和运营企业、或通过并购取得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有效控制权的经济行为。左下图显示我国OFDI世纪初年不到30亿美元和位于全球第26位，2016年达到近2000亿美元峰值，近年仍在1700亿美元以上，位居全球数一数二名次。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一般指研发投入大、产品附加值高、国际市场前景良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常具备智力性产业投资、创新性、战略性和资源消耗少等特点。右下图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高科技对外直接投资达到363亿美元峰值，此后政策调整伴随OFDI整体回落，高科技部门也显著下降到2019年161.6亿美元，降幅高达55%，占比也从18.5%回落到11.8%，但是近年高科技对外投资再次回升。

　　讨论对外高科技投资涉及识别“行业对象”与 “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当代国内和国际产业分工都深入到生产过程内部的环节、工序、流程中从而具有“产品内分工”[2]特点，即便是特定部门被合理看作高技术产业，也并非意味着其所有工序和流程的经济活动都具有“高技术”经济特征。例如电脑、手机等高科技行业，高科技属性集中表现在研发活动、内核芯片与软件等方面，其辅配件生产及集成组装工序往往与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类似。研究高科技对外投资案例和数据时，有必要对二者适当区分，以便更准确把握特定投资项目的具体经济动机和影响。

　　对新世纪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外投资进程可分三阶段观察。第一阶段是新世纪初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一些成长最快的明星民营企业通过美欧及其它国家的海外并购和投资推进国际化战略引发广泛关注。如华为在新世纪初年在美国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收购：2002年初收购光通信厂商OptiMight加强光传输技术实力，2003年收购网络处理器厂商Cognigine增强交换机和路由器核心处理器方面能力。1999年4月海尔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海尔工业园生产家电产品，2001年6月并购意大利迈尼盖蒂冰箱工厂。联想2004年12月以12.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PC业务，通过“蛇吞象”式并购成为当时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另外TCL在2003和2004年通过合资建厂方式分别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和法国汤姆逊公司相关资产，2000年海信收购韩国大宇在南非的电视机生产基地等等。

　　第二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疫情暴发前十余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资产价格回落的难得“扫货期”给中国对外投资提供难得机遇，对外并购跳升到2008-2010年200-300亿美元，其中不少属于高科技对外投资，例如2010年吉利用18亿美元价格收购沃尔沃轰动一时。危机过后我国以并购为主要形式、并购与绿地投资同时发力持续推进对外投资，高科技行业OFDI呈现范围更广、融合度更深、系统性更突显的态势。首先是世纪初年对外并购活跃的家电和电讯企业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形成全球性研发、试验、制造体系。其次是新的制造业企业加入高科技对外投资行列，在重型机械部门和半导体行业表现得尤其突出。三是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扩张成长，在国内形成相当规模后也开始用不同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和并购。

　　疫情期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我国高科技投资出现两方面引人注目变化。一方面是手机和半导体等高科技行业中比较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经济活动通过OFDI向外转移。如电子制造部门企业将核心技术留在国内，将组装、生产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活动通过OFDI转移到国外。典型的是以苹果公司代工厂和配件企业等被称为“果链企业”的企业群向越南、印度等国转移，如伯恩光学、歌尔股份、蓝思科技、领益智造产业投资、立讯精密、美盈森和裕同科技等企业先后落户越南。此外，液晶屏面板企业京东方、工业机床企业海天精工等把核心部件产能保留在国内，通过在越南和印度投资建厂把中低端装配和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另一方面就是本文聚焦的新能源企业高科技对外投资新动向。

　　“新三样”对外投资高潮迭起是近年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外投资突出特点之一。据媒体报道，今年多家电动汽车厂商纷纷宣布或启动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和行动。如今年3月哪吒汽车宣布泰国生态智慧工厂在曼谷奠基，年产能为2万辆，预计2024年1月投产。6月，埃安宣布进入泰国市场，规划年内在泰成立东南亚总部。7月4日上汽宣布，伴随在欧洲销量暴增将在欧洲建厂。7月5日，比亚迪宣布将与巴西伊亚州政府在卡马萨里市设立由三座工厂组成大型生产基地综合体，总投资额达30亿雷亚尔（折合人民币约44.82亿元），计划于2024年下半年投产。8月15日泰国有关部门发表声明宣布长安汽车将投资约2.5亿美元建设一家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生产工厂。

　　我国新能源电池企业对外投资发轫于疫情前。2018年7月宁德时代就宣布拟投资2.4亿欧元在德国设立电池生产基地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心，拉开了我国锂电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序幕，并带动其它中国动力电池企业跟进。2019年5月孚能科技宣布投资6亿欧元在德国建电池厂；2020年11月蜂巢能源宣布投资20亿欧元在德国建设年产24GWh电池工厂；2019年11月微宏动力PACK宣布在德国投资新建动力电池工厂，初期规划年产能1.5GWh。2023年以来电池企业对外投资加速，如国轩高科今年2月与斯洛伐克电动汽车定制化电池供应商InoBat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携手在欧洲合资建设40GWh产能动力电池工厂；远景动力在法国、英国、西班牙已经布局了三座零碳电池工厂；蜂巢能源、亿纬锂能也已经分别在德国和匈牙利投资建厂。目前已有宁德时代、蜂巢能源、国轩高科、远景动力、亿纬锂能、欣旺达、中创新航等十余家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或有相关投资规划。动力电池企业集体出海吸引中游材料加入对外投资，如天赐材料、格林美、诺德股份、华友钴业、容百科技等均在2023年公布了海外投资建厂项目，主要聚焦于欧洲和亚洲市场。

　　新能源的光伏电池组件业对外投资与美国“双反”调查有关，该行业成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启动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2011和2014年美国先后对我国光伏发起两轮“双反”调查并征收高额关税，部分中国光伏企业将产能转移到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国家组装后再出口美国，以规避美国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例如光伏企业晶科能源在2015年5月完成马来西亚建厂和投产。隆基股份在2016年收购了马来西亚古晋SunEdison工厂，新增投资建立拉晶、硅片和电池厂；2017年又收购卡姆丹克工厂以建立拉晶二厂，并新增投资建造组件工厂。

　　2022年3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光伏企业发起“双反”反规避调查，2022年12月做出反规避调查初裁并在2023年8月18日做出终裁，比亚迪香港（BYD Hong Kong）、阿特斯、天合光能、隆基绿能（Vina Solar）与New East Solar等五家企业被初步认定存在规避行为。为避免被征收高额反规避税，上述光伏企业需在豁免期内（即2024年6月前）提升其在东南亚制造产能尤其是硅片产能：如2022年11月阿特斯在泰国投资了8GW 电池扩产项目；2023年5月16日隆基绿能表示将在美国合资建设5GW组件工厂，预计今年底或明年年初投产。今年7月天合光能贷款1.14亿美元用于在越南3.4GW高效太阳能电池及4.5GW光伏组件项目建设。其他未遭遇调查企业也未雨绸缪采取类似策略：如晶科能源在美国发起调查次月就宣布拟投资7.9亿美元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8GW太阳能组件及8G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项目。

　　以我国高科技部门对外投资历史形态为背景，上述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呈现一系列特征。一是对外投资的行业部门性质出现重要变化博冠体育。不同于早先OFDI行业对象属于比较成熟产业，如上面提到的家用电器、计算机、通讯设备、重型机械等部门，新能源产业“新三样”属于当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中出现的新产业群，现阶段居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位置，其大规模产业化在近年出现发生突破性进展，是具有绿色转型直接相关的高科技新兴产业。

　　二是对外投资方式和技术转移方向发生转变，即从以并购为主转变为绿色投资为主，从引进技术为主转变为输出技术为主。不同于我国企业早先以并购为主要手段实施高科技对外投资，背后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求更好推进我国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最近新能源高科技对外投资以独立新建生产能力的绿地投资为主，即便是与外方合资或其它合作，也不再是单向从对方获取比较先进技术作为重点诉求。我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技术集成、产品创新与大规模量产方面的系统突破并占据优势地位，是派生上述转变的前提条件。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我国产业技术高度化阶段性提升，具有重要指标含义和认识价值。

　　三是近年新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兴起表现出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企业结伴出海的特点。上述观察显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是其核心零部件锂电池率先到大规模实施对外直接投资；锂电池OFDI相对独立发挥功能，同时为后续电动汽车厂商适应新形势需要大举对外投资提供有利配合条件；锂电池和电动汽车OFDI又为中游产业材料企业以及提供数智化解决方案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激励。由此形成电动汽车供应链系统性对外投资的新格局。

　　四是国内产业崛起与大举对外投资间隔期大为缩短。2017年我国锂电池企业首次登上全球出货量榜首跻身前沿，2018年锂电池产业企业便大举对外投资。我国电动汽车也是在疫情期进入爆发增长期，到2023年也已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这种情况在其它行业也有个案呈现，如短视频平台企业抖音2016年创建并在国内上线，次年就到美国投资创建TikTok。具有巨大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国内崛起与国外投资紧密衔接，从一个侧面显示虽然地缘政治矛盾派生逆全球化冲动，然而现实世界经济全球化仍存活力与韧性。

　　五是新能源领域对外投资快速扩大，然而相对国内投资规模仍较有限。依据市场机构数据：我国电动车产业链（含矿物投入、动力电池、汽车制造）全球对外投资在2013-2017年约在12亿美元上下，2018年由于电池企业对外大举投资达到约100亿美元，2020年达到140亿美元左右，2022年进一步上升到约290亿美元，其中2022年动力电池投资约180亿美元。我们估计今年由于多家电动汽车厂商密集对外投资，该产业链OFDI规模仍会维持高位。未能获得国内电动汽车产业链投资官方数据，根据CINNO Research报告2022年我国新能源项目投资金额达9.2万亿人民币（含台湾），其中投向锂电池储能投资总金额2.2万亿人民币即超过3000亿美元。依据上述数据推测，近年我国锂电池相关行业对外投资规模相对国内投资占比应仅为个位数。当然上述比较所用数据准确度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新能源对外投资相对国内投资规模仍较小或是大体合理判断。

　　新能源汽车行业对外投资兴起虽看似突兀，然而其产生根源仍可从开放经济规律与行业特定发展阶段客观需要上得到理解。首先是存在规模效应与多重贸易摩擦因素背景下，企业通过对外投资争取更多国际市场具有经济合理性。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技术和产品开发，承载了企业群体巨额先行研发投入，另外还包括政府提供的千亿量级补贴成本，固定成本分摊意味着该行业具有巨大规模经济效应。虽然我国拥有国内市场规模大的有利条件，然而仍有必要争取更多国际市场。给定相关领域存在各种贸易壁垒带来交易成本以及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国际运输成本，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就地供给能有效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对外投资全球布局符合经济逻辑与竞争规律。

　　其次传统汽车强国在电动汽车领域急起直追使得我国企业抓紧国外产能布局具有紧迫性。回顾当代动力电池以及电动汽车行业成长史，锂电池核心技术突破发明以及电动车初始研发制造，都是在美欧日等传统汽车强国实现的。然而传统巨头受内燃机技术路线巨大沉没成本牵制，在电动汽车创新领域心猿意马未能全力以赴，我国企业则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组合条件后来居上，并借助规模和配套制造成本优势取得目前市场领先地位。不过有利于我国电动车企大规模走出去窗口期或稍纵即逝：目前日欧美传统车企受中国领先的刺激正在试图通过大规模投资急起直追，可预料在其国内布局完成后会较快跟进海外扩张，借助自身规模经济效应缩小与我国综合竞争力的差距。在上述形势下，我国企业抓住时机大规模对外投资巩固优势地位应是明智务实之举。

　　最后，东道国鼓励政策也提供边际激励作用。在目前全球气变治理是国际社会重要合作议程的背景下，各国面临汽车能源绿色转型当务之急，一些国家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有利的政策环境也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走出去产生加持效果。如泰国2023年1月3日出台投资促进法案（BOI法案）第九号公告，针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生产、燃料电池设备生产、换电站、纯电动摩托车制造、可再生能源制氢业务等高科技行业新增具体优惠促进政策，包括免征8年企业所得税、免1年进出口税、免征相关设备进口关税，并允许拥有适当数量土地所有权。综合媒体报道，截止2023年8月中旬，已有十余家电动汽车企业获得优惠已经或计划投资泰国，使其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东南亚投资最为密集国家。

　　我国电动汽车崛起使得美西方实施对我高科技“去风险”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是具有战略制高点含义部门，因而基于所谓“去风险”方针自然要对来自我国的直接投资设卡堵截严加限制；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相关产业的特殊重要性，美西方国家又不能完全无视我国相关直接投资对其可能带来的行业促进作用。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SIS）专家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今年8月在美国国会就中国电动汽车问题听证证词的分析思路，就集中体现了中国在相关领域超预期表现对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冲击和纠结。在美欧难以聚焦与模棱两可政策环境下，我国对其投资近年已有显著增长，据估计仅仅在动力电池部门2022年我国在美国和欧盟直接投资就分别达到50亿欧元和70亿欧元。

　　美西方应对我国电动汽车行业直接投资以及早先大规模出口陷入进退失据尴尬状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群体在相关领域捷足先登取得阶段性优势，并发展出与市场竞争原则相一致的大规模绿地投资（而不是早先并购投资占主导形态的）能力，使得美西方如果完全闭关堵截会对其自身发展带来巨大机会成本损失，并可能导致其在这个新兴领域进一步相对落后。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电动汽车产业近年国内产销、对外出口、外部投资三级跳的系统表现，提供了我国应对外部环境演变在高科技领域持续发展的成功产业案例。虽然电动车产业新赛道超车的内在逻辑和赶超方式未必能简单复制到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然而本文讨论现象及其逻辑对思考我国与美西方博弈斗法的策略与前景显然有启示意义。

　　我国新能源汽车近来对外投资增长，是在国内相关领域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国内产销及出发式增长基础上，现实行业领先优势通过企业群体主动选择向外溢出与重构行业布局的产物，体现了大国产业国际竞争的规律性和机制性作用。拓宽视角看，新动向是经济全球化“未死”的经验证据，同也会反转产生维护和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力量，从而有利于中国新兴大国和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虽然快速扩张过程可能伴随不利因素与潜在风险，对此需动态评估并适当应对，然而目前在政策层面应侧重认识其积极影响，继续对合法合规的投资计划和行动给予正常放行开绿灯。国内与国外投资虽存在静态意义上替代性竞争关系，然而基于全面分析应看到二者相互兼容促进互补性其实更为重要。因而没必要过多受“肥水不流外人田”心态影响，由此担忧产业空心化也为时过早。

　　在政策选择上，有关部门可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风险防范信息服务。近年我国一些企业在个别国家被当地政府以“逃税”“洗钱”审查为名处以巨额罚金造成较大损失，在美欧国家对华战略方针深度调整环境下也不排除既定政策转变造成风险，有关部门有必要在系统研究基础上及时提供风险提示与合规指导，在企业遭遇不公正对待时酌情介入提供帮助。其次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对外投资作为新现象，相关数据统计还存在短板，鉴于该部门重要性显著提升，有关部门和行业机构应加强相关统计以便对形势发展给以追踪观察和动态评估，及时发现和适当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最后要协调兼顾内外关系，未雨绸缪防范高科技OFDI替代效应可能派生的不利影响，国内需着力扩大内需扭转多年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通过经济和收入强劲复苏促进消费并提振企业信心，使得我国企业对外与国内两线投资在良性互动基础上更加合理与更加可持续地展开。（2023年9月4日）

　　[2]参见卢锋：“产品内分工”《经济学 (季刊)》第4卷第1期，2004年10月，第5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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