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贵州提出“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战略以来，产业园区一直是贵州省经济发展的战略关键，近几年，贵州省产业园区一直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并作为社会经济的推动引擎，也越来越体现出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内产业园区的开发投融资以土地开发、土地经营和土地融资为重点的传统模式受到诸多限制，如何有效推进产业投融资成为产业园区发展的新的亮点。然而，国内产业投融资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化描述和相关评价为主，定量化体系不完整。严金海（2012）探讨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融资体系的建设，其中重点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着手，研究提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投融资体系应做好金融支持体系、投融资环境等方面的工作。郭兴平、王一鸣（2011）借鉴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国际经验，美国市政债券持续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加拿大长期有效的政府管理降低了基础设施的融资成本，由此作者提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健全风险管理措施和透明政府债务管理。本文将依从融资结构理论，结合参数估计的方法，搭建园区产业的融资结构测算体系框架，并以贵阳博冠体育高新区为实例分析，从而增强园区产业投融资的量化程度，为园区产业投融资规划提供参考。

　　从产业园区产业发展阶段的融资方式看，可以划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和债权进一步细分为融资渠道，首先从股权融资的风险投资持股比例，风险投资阶段分布可以划分为股票融资，种子基金，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和企业自筹。其次从债券融资的贷款债券比可以划分为银行与债券融资。梳理渠道关系、构建产业投融资结构，可得到如下投融资结构图（见图1所示）。

　　通过投融资测算体系结构对产业发展投融资进行测算的前提是对相关进行测算，因此本节重点依据各种数据来源对其中的参数进行相应的测算。

　　产业园区通过产业投资形成固定资产，由此形成产值，资产是产业园区的基础。产业园区的资产和产值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因此本文用园区内工业总产值比上园区企业总资产来衡量产业园区的生产效率。同时，由于产业园区做相应的规划，一般都会预定其产值目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算的资产产值率来测定产业园区资产的总需求。

　　根据2007～2011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数据测算（见表1所示），全国高新区的每年资产产值率基本稳定、波动幅度较小，资产产值率在0.71～0.78之间，五年平均值为0.75。纵观资产产值率，2009年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资产产值率较2008年下降了7%，比平均值也低4个百分点，这明显是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对国内高新区的资产产值率的冲击在2010博冠体育、2011年逐渐有所恢复。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因行业、企业性质等因素而发生变化，但是从产业园区整体来看，总体的资产负债率相对稳定，根据企业融资结构均衡理论显示，企业负债的节税效应和负债的风险之间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点。产业园区的资产负债率测算基础数据用的是全国高新区2007～2011年企业负债和企业资产总额作为基础进行核算，在本文投融资测算体系用于估测产业园区融资需求中债券和股权的比例。根据测算结果（见表1所示），2007～2011年全国高新区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在0.52～0.55之间，波动范围有限，这是银行信贷审核资产负债率的结果，也是金融监管一致性的体现，这样比例符合行业发展的需求。

　　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本文用以估算风险机构在产业园区企业股权融资中的投资占比。估算风险投资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高新区企业的统计资料和国内风险投资规模数据。

　　根据全国高新区风险投资比例测算表（表2所示）发现，国内产业园区净资产中风险投资的比例不高，在1～3%之间。假如是用全部募集的风险投资资金进行估测，即假设募集的风险资本全部用于产业园区的投资，这样现有风险投资规模与产业园区企业净资产的比例较小，约在2%上下浮动，即便是以全部的风险投资募集额进行测算，这样形成的风险投资募集比也不超过4%。鉴于“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政策影响，创新创业对经济的贡献、风险投资的作用将会更加明显，风险投资的比重会增加。据此，取实际风险投资占比和风险投资募集占比之间的中间值2.5%作为测算产业园区的风险投资的指标。

　　根据风险投资的一般规律，目标企业上市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渠道，风险投资与股票融资之间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因此我们比较风险投资和企业上市融资，用两者之比来估算风险投资和股票融资合适比例。核算这一比例的基础数据来自清科数据研究中心。

　　从表3所示的风险投资与股票融资比例关系看出，2008～2012年我国风险投资与股票融资之间关系极其不稳定，这可能是由于上市融资经常随着股市行情变化而变化，其中2008年与2011年的比值基本一致，2009、2010两年值超过4，是平均值的两倍左右，最差的是2012年仅为0.97，不足平均值的一半。综上，我们选用这五年的平均值作为估计值。

　　债权融资有效途径有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两种形式，我国还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体系呈现出过于偏重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发育不全。因此，我们把银行贷款与企业债权之比当作债权融资结构的指标，并引用2008～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

　　从表4所示对照分析贷款余额和企业债权发行额之间关系看出，我国确实存在偏重间接融资，债券融资的比重基本微不足道，企业债券仅为银行贷款的3.3%，这种情况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重关系。

　　通过本文第二节的参数估算，为了进一步验证所设计的产业园区投融资测算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选用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贵阳高新区的产业园区的具体情况和基本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为其他类似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提供参考，有助于相应的产业园区进行规划和设计其投融资方案。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是全国52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之一，也是贵州省唯一的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近年来，高新区始终坚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区域市场的主力、产业提升的基本动力和区域竞争力增强的基础力量，不断强化措施，加强引导服务，优化发展环境，使民营经济走上“快车道”。先后获批“国家大数据引领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示范工程”、“国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等十五个部级试点示范。在全国部级高新区增比进位中由62位跃升到43位。立足于金阳科技园，贵阳高新区近年来全力建设和打造沙文生态科技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如何有效的引导产业的发展，成为贵阳高新区投融资规划的关键之一。

　　结合第二节的参数估计结果博冠体育，依据贵阳国家高新区十二五规划的工业总产值的目标对投融资测算体系进行估算。十二五期以600亿为工业产值的发展目标，在2010年66.5亿元的基数上，按照固定增长率进行等比测算，产值年均需要增长55.3%，由此可以估测规划期各年的产值目标，运用投融资测算体系的参数估计结果，计算出各年度的产业融资需求，结果见表5所示。

　　从产业园区投融资体系估算应用案例结果来看，我们将讨论其中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

　　一是，融资规模分析。从演算过程来看，贵阳高新区的融资规模主要取决于其产值目标，所测算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以及风险投资、股票、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债券等多种融资渠道资金，这些结果能够帮助产业园区管委会更加便捷地开展财政预算，同时在掌握地区融资渠道的金融机构服务规模情况下，还能进一步估计金融服务机构的数量，这利于产业园区规划金融服务体系。例如，在2007～2012年之间，我国债权发行的平均规模为17.3亿元左右，结合贵阳高新区2015年72.4亿元的债权融资需求，我们可以估算所需企业债权发行次数，大约为72.4/17.3≈4次。

　　二是，融资结构分析。从不同融资渠道对照来看，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比重较大，股票、债券、风险投资等其他融资渠道相对较小，但是这些融资渠道仍然需要关注，它们是融资结构的主要构成之一。根据融资体系测算方法，我们大致估计出贵阳高新区的产业投融资需求极其结构，虽然仅仅考虑其作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特征，未考虑其地域特征和发展阶段特征，但是这种方法测算的融资结构体系至少能够吻合国内经济的基本趋势，至于地域特征和发展阶段特征可以在进一步研究中对相应的参数和结果进行修正。

　　第一，产业园区的投融资规划核心是资金统筹。本文以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资金形成资产作为切入点，重点对融资结构和融资渠道进行探析，主要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规划服务，利于确定合理的区域金融发展规划。

　　第二，产业投融资测算有利于与基础设施投融资有机结合，产业园区开展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投融资规划，两者互为依托，基础设施投融资是基础，产业投融资是目的。对此，本文基于国内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参数估计的测算体系对产业发展中资金需求渠道结构进行定量化研究，为地方政府产业发展和夯实金融服务体系提供区域宏观性指导。

　　第三，产业投融资测算体系具有一定的适应性。通过贵阳高新区的案例演示，本文清晰直观地估算出各融资渠道的资金规模，并对相应的因素进行因子分析，这种方法具有直观性，充分吻合国内各融资渠道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潜力，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第四，产业投融资测算可以根据应用适当调整相应的参数和事项。在具体应用本文所演示的产业投融资测算体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正，比如结合地域金融发展特征，修正各种融资渠道的结构和比例，结合测算对象的发展阶段特征因素结构变化因子，为了应用本文所用的测算体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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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对金融市场具有天然的高度依赖，然而与房地产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速度极不相称的是，我国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却步履蹒跚，对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日趋严格的土地和金融信贷政策使房地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为了应对融资困局，房地产企业开始探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除传统的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外，信托、基金、上市以及私募融资等形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是投资方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并通过将被投资企业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所持股份获利的一种投资方式，是除银行贷款和公开上市（包括买壳上市后的再融资）之外的另外一种主要的新兴融资方式，近年来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国际私募股权基金蓬勃发展，呈现出资金规模庞大、投资方式灵活等趋势，在并购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亚洲私募股权市场作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快速发展当中，投资规模由1998年的5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50亿美元。据清科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亚洲最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2006年上半年，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大陆投资了31家企业，投资总额达到55.6亿美元，其中超过25亿美元的资金流向服务行业；2007年1-11月，中国大陆地区私募股权投资案例达170个，投资总额上升至124.9亿美元。

　　根据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战略规划和投资目标，可以将其分为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一般指与引资企业相同或相关行业的企业，战略投资者入股引资企业，通常是为了配合其自身的战略规划，因此能够发挥更强的协同效应；财务投资者一般指不专门针对某个行业、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财务收益的基金。

　　目前，活跃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有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美国雷曼兄弟房地产投资基金、美林投资银行房地产投资基金、高盛房地产投资基金、德意志银行房地产投资基金、瑞士银行房地产投资基金、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公司gic、荷兰ing地产集团等。

　　在引进私募股权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注重项目选择和可行性核查，投资方案设计，法律文件签署，以及积极有效的监管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私募股权投资者比较关注的要点。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得到海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美林、雷曼兄弟、德国房地产投资银行、英国grosvenor、美国凯雷、摩根斯坦利、淡马锡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投资中国市场。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企业通过项目融资、pre-ipo等方式引进私募股权融资的案例不断出现，为企业带来的丰富的资金，下表为近年来部分房地产企业私募股权融资情况：

　　鑫苑置业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专注于中国二线城市的住宅房地产开发商，专注大型复合社区开发，包括多层公寓建筑、中高层住宅和附属设施，同时开发小型住宅项目。现已发展成为拥有11家全资子公司和2家非控股子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2007年12月13日，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nyse：xin)，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上市前的私募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鑫苑置业优化资本结构、扩充土地储备、完善其“零库存”商业模式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企业能够顺利登陆纽交所的重要原因。

　　鑫苑置业于2006年8月引入私募投资者，是其开始于2006年3月筹备在美国上市计划的重要一步。2006年前，鑫苑置业主要集中于河南省内发展，土地储备也不大。2004年和2005年，鑫苑置业的土地储备面积分别为226万平方米和305万平方米，2006年由于开工面积急剧增加，土地储备面积迅速减少，更加大了企业计划上市的难度。为了尽快扩大土地储备、加快跨区域发展步伐，鑫苑置业急需要资金，而2006年正是政府为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出台各项调控政策的一年，融资渠道非常有限。在此条件下，私募股权融资为鑫苑置业提供了新的选择。不但为达到美国资本市场的上市门槛提供了支持，也解决了当前资金压力，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04年和2005年，鑫苑置业的总资产分别为58192万元和86411万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9.47%和79.75%，私募股权融资以前，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企业的财务风险较高，不利于企业上市融资。

　　2006年8月和12月，鑫苑置业顺利完成私募，累计融资达7500万美元，当年末总资产达到196236万元，增长超过1倍，资产负债率下降至56.02%，降幅超过20个百分点。鑫苑置业完成私募以后，积极筹备上市事宜，将募集资金用作扩张资金和增加注册资本金。2006年6月，山东鑫苑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2006年11月24日，苏州鑫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2006年12月7日，安徽鑫苑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2007年6月12日，鑫苑置业（成都）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成为鑫苑置业又一家全资子公司，企业跨区域扩张速度明显加快。至2007年9月30日，鑫苑置业拥有14个在建和拟建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2,053,279平方米，土地储备（拟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上升至1,282,498平方米（2006年末为65万平方米）。

　　在临近上市前，2007年5月，鑫苑置业又从蓝山中国获得1亿美元的私募债权融资，使其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财务结构更加完善，增强了资本市场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在美国上市并成功筹资约2.995亿美元，为企业未来发展带来资金的同时，更为企业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各种融资工具提供了可能，为企业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周春生.融资、并购与公司控制(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半截身子已入土，如今背了一身债。”河南省西平县农民王羽，用自家征地的补偿款，和亲戚朋友、村民们的存款共200余万元，存入河南浩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西平分公司，因该公司资金链断裂，大部分钱款有去无回。

　　近年来，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呈爆发式增长，跨省案件、大案要案增多，2015年形势更为严峻，从泛亚事件到e租宝、大大集团等事件，每个案例都有成千上万个家庭被卷入这张大网。 2015年12月15日，e租宝位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地，玻璃大门紧锁，警方在门上张贴公告，请投资人登记备案。e

　　租宝是安徽钰诚集团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12月8日该公司涉嫌违规经营，开始接受相关调查。从其发源地安徽蚌埠南站的广

　　告被撤，到各大卫视的广告全部下线，再到曝出e租宝实际控制人丁宁被抓的消息，在短短的72小时里“ e租宝事件”极速

　　非法集资正不断变换名目繁多的外衣，以项目投资、理财产品、高息分红等形式活跃于线上线下，行骗中国大江南北。

　　目前，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已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87%的市（地、州、盟）和港、澳、台地区，发案区域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14年，涉嫌非法集资跨省案件、大案要案数据显著增加，参与集资人数逾千人的案件145起，涉案金额超亿元的364起。

　　这暴露出，中国民间投融资的局部坍塌、经济下行压力下的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困难、监管不匹配、民间投资者缺乏风险防控意识等诸多因素。

　　根据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教授彭冰的观察，自1993年起，非法集资现象在中国每隔四五年爆发一次危机，虽然打击更严，但形势越来越严峻，花样也随之翻新、升级，目前正处于新一轮爆发周期。

　　对于普通投资者，高额回报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诱人，一旦卷入非法集资，待船沉网破，面临的现实是资金清偿率普遍较低，同时维权还将遭遇维稳。

　　彭冰认为，对民间集资行为，政府部门纵容与无奈并存。纵容缘于急于发展地方经济，没有明确划定界限，不及时处理;无奈则因界限无法精确划定，又担心戴上阻碍创新的“帽子”，“因此监管者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保护投资者和便利企业融资的冲突间寻找平衡”。

　　一年前，张力在社交网络上接触到e租宝的广告，没有理财经验的她起初并不放心，即便做了e租宝业务员的老同学前来推销都未动心，“去年8月看到权威媒体大肆播放有关广告后，我就把七年来上班攒下的钱投进去了”。但三个月的期限未满，e租宝出事了。

　　e租宝，全称为“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以融资租赁债权交易为基础的互联网融资平台。自2014年7月上线后，e租宝交易规模迅速挤入行业前列。

　　《财经》记者获悉，随着e租宝的急剧扩张，其也逐渐进入有关部门的重点监控范围。

　　2015年年初正式上线的北京市“打击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由北京金信网银公司研发并服务于北京市金融工作局，该平台全方位排查北京市各地区和各行业分布的企业，及时发现并跟踪线索，提前预警存在风险的企业，并把信息共享给有关部门。

　　知情人士表示，2015年4月，e租宝开始登陆央视及各大地方卫视大力宣传，随后e租宝交易量迎来指数型增长，后经分析发现出现大量虚假标的，因此被纳入打击非法集资监测预警云平台重点监测对象。

　　2015年10月23日，e租宝平台显示的标的累计成交额突破492亿元。10月28日后，平台交易扩张速度极快，并涉嫌存在严重的借款标的期限错配现象等。

　　随后，监测平台的数据分析团队通过对其标的项目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标的租赁借款企业普遍存在成立时间较晚、注册资本较低、且标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涉嫌虚构借款标的、自融自担保等问题。

　　2015年12月8日，官方公开证实，e租宝网络金融平台及其关联公司涉嫌违法经营正接受调查。

　　P2P网络借贷平台因跨越地域限制，投资人来自全国各地，报案存在一定不便。

　　该案案发后，由深圳律师张兴彬创设的东方法信网，开始接受e租宝投资者在线申报，提供法律帮助，并将信息汇总提交警方。张兴彬称，截至12月28日下午5时，东方法信平台已有2万余名投资者在线申报。如以申报人数排名，分布最多的依次是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北京市等。该数据目前未经警方证实。

　　e租宝事件凸显了长期缺失监管的P2P借贷平台的风险，并促使《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最终出炉，于2015年12月28日向社会公开。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博冠体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1月末，全国正常运营的网贷机构共2612家，撮合达成融资余额4000多亿元，问题平台数量1000多家，约占全行业机构总数的30%。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曾主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的研究产业投资。他认为，民间融资的风险控制过去主要通过熟人间的了解和信任实现，而通过P2P、担保公司等中介进行的民间融资，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借贷成本高、融资平台门槛低、风控能力弱的特征，存在较大风险。

　　近30年来，非法集资在中国兴起并日益活跃，呈现数量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手段花样繁多的特点。“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国家垄断，飞速发展的民营经济资金饥渴，直接融资市场门槛过高，民间闲散资金缺乏投资渠道。” 彭冰称。

　　非法集资在中国共涉及7个罪名，常见的是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法院的公开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全国法院年均一审审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566件，集资诈骗案件229件。但2012年的数据分别是此前年均数据的2.9倍和2.3倍。近几年保持高增长势头。

　　《财经》记者在相关案例搜索工具中筛选关键词“非法集资”，并限定案由和裁判年份分别为“刑事”和“2015年”，共搜索出裁判文书928份。从案件数量看，排在首位的是中部大省河南，其次是浙江、江苏、山东、湖南、福建等地。

　　从收益看，让投资者张力和王羽心动的分别是13.6%和12%的年化收益率，与超过银行同期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高利贷相比，收益并不算很高，但这足以吸引手有余钱又缺乏投资渠道的普通人群。

　　一般来说，非法集资有四大基本特征，即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各种形式的投资回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

　　《财经》记者从检索出的2015年已审结非法集资案928例中，随机选取200例涉及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分析，这些案件呈现出的投资回报方式主要有：购物、注册会员返利或高价回购;股权投资、获得股票，按融资额分红;发展下线的佣金和层级差额提取;资金高息回报。

　　资金返本付息是普通投资者最易接受的回报方式。其中的129件案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了不同期限的利息回报率，如统一换算成月息，这些非法集资案的高息分布区集中在月息3%-4%（年收益36%-48%）。

　　每个集资案都吸引众多投资者参与。这200例案件，仅统计司法机关认定的人数，受害者在30人以上的案例有107起（其中22例案件涉及人数不详）。而其中数量不少的受害者是，比如农户和中老年人。

　　司法文书显示，山东聊城的一起集资诈骗案，受害者是2284个农民;重庆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受害者690人大多是中老年人。

　　甘犁的团队在2014年了《中国农村金融家庭发展报告》，研究显示农村有民间借款的家庭比例为43.8%，远高于全国34.7%的平均水平。农村家庭借贷的主要用途为生产性经营和房屋购建。该团队同年的《中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得银行贷款的仅占到三分之一左右，贷款金额小于12%，小微企业并没有享受到地位匹配的金融服务。

　　民间融资蓬勃发展下，资本魔力带来涌动暗流。投资者看重的是投出去的钱能拿到高收益，集资者则希望通过融资解决企业经营困难、进行资本运作，甚至铤而走险涉嫌犯罪。

　　伸出诱惑之手的集资者分布在不同行业。在200件案例中，除19个案例不显示任何身份信息外，96例案件的主要被告人是企业负责人，所属行业以投资、担保、理财、咨询公司居多，其次高发行业是房产、建材、矿业类公司;农业合作社、养殖等农业公司;科技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等。

　　这些案例还显示，30起案件的被告人是集资人（下线起案例的被告人信息仅显示为个体户或农民。

　　被告人为政府及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职工的占样本数的5%，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从业者占6%。王羽说，“我敢拿征地的钱和筹集亲戚朋友及乡亲的钱投资，就是看到信用社的人、政府工作人员都参与投资，还能不相信他们？公司门口的LED灯还滚动显示远离非法集资。”

　　这些集资案虽然名目繁多，但事后看来，模式其实很简单。大部分声称企业经营、投资项目急需的集资者，只是将少部分真正用于经营，部分资金去向不明，部分资金用于“拆东墙补西墙”。大部分案发的投资担保、理财中介、P2P平台，多是放高利赚取利差或者成为非法的“资金池”向第三方融资，这其实都是俗称的“空手套白狼”或者“庞氏骗局”。

　　多个P2P网络借贷平台最近几年身陷非法集资之嫌的漩涡。有12年银行从业资历的贾童杰，现在是汇投（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从事网贷行业一年多后，他发现这个行业“鱼龙混杂太严重”，多数已偏离P2P只是信息中介的属性。为了深入了解行业，他曾在多个P2P平台上注册并小额投标，发现有的平台将所有人的投资款打入一个私人账户，有的公司设在普通民宅，并没有办公场所的痕迹。行业之间竞争严重，“营销推广费用水涨船高，不少平台都缺少风险控制的人才，而为吸引投资者给出高收益挤掉竞争对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董新义说，“行业竞争太激烈，小P2P平台很难生存。有些企业想把平台做大获取投资人信任，就盲目经营，向公众募集资金，资本量成倍增长。而只是借、贷利润率并不高，为获取更大收益，就采取混业经营的手段，不少P2P企业在从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等业务。而一旦风险控制上出问题、实体企业受经济环境影响等因素，会加剧P2P‘跑路’风险。”

　　一旦老板“跑路”或者案发，投出去的钱还能追回多少？这是卷入非法集资的受害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张力时刻刷新e租宝的信息，并和其他投资者不时交换信息，但官方对外公开的进展很少。

　　2016年元旦，王羽并不安心，“亲戚朋友和村民们每天上门要债，我只能频繁往政府部门跑，但都推三阻四，没人能给个消息。”此前不能兑付利息后，王羽曾和业务员、投资人代表四处去找公司董事长张栋惠要钱，当时警方尚未介入，“见到张栋惠后，她放话，你们就是报案，把我抓进去我住几年再出来，也没有钱还你们”。

　　过早报案可能更难拿回钱，这让投资者纠结。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在罪与非罪间甄别，有时也担心，介入时机过早致企业经营中断，会造成投资人更多损失。对于一些跨区域的大案、要案，还需要由中央有关部门协调确定案件管辖地。

　　律师苏轶峰曾过多起非法集资案受害者的维权工作。他对《财经》记者称，非法集资案因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交叉，投资者事后救济较难。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于2014年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正在侦查、、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裁定驳回或中止执行。

　　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 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但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更弱产业投资，投资者的法律定位是集资参与人而不是受害人，且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被害人的规定，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只能等待查扣涉案财物后按比例清偿，“而等刑事案件结案后，从集资人处追缴、没收的财产已经所剩不多”。

　　2015年7月，北京26亿元非法集资案主犯朱梓君终审获刑十年，该案2013年案发。苏轶峰该案705个投资人维权，目前案件还在执行阶段，正等待有关机构评估该案追缴的资产，方能确定发还比例。

　　等待资金清偿还需投资者具有耐心。2008年爆发的骗局案，有关责任人员早已获刑。但《财经》记者从一名受害人处获悉，该案还在资产评估中。亿霖木业案2007年案发，2014年投资人陈雪菲拿到了60%的投资款，“当时就是两种选择，赔付60%或者等树长大。但如果说林权证都是假的，那我到哪里去找树呢？”

　　“东方创投案”是中国首例P2P借贷平台非法集资案。该平台2013年6月在深圳上线个月后宣布停止提现，同年11月有关负责人自首。该案的司法进展还算快速，次年7月该案一审宣判，2014年10月法院执行确定投资人的资金返还比例为48.7%。

　　投资人代表龙威主要牵头该案的维权事宜。“那时P2P出事的少，投资人都没有风险意识。平台停止提现后最初也想通过协商解决，找负责人商谈给了一个月的期限。但后来负责人自首，我们赶紧报案。”

　　现在P2P平台“跑路”、案发现象增多，有一些人找到龙威请教维权经验。他建议，投资者一定要合理合，千万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受害者人数众多，一旦有过激行为很难控制，“一是影响社会和谐，二是你有理变成无理，还影响大家维权”。

　　但案发后因信息不够公开透明，投资者容易陷入焦虑。“我们提供涉案公司的一些资产信息给有关部门，但警方以案件侦查中为由拒绝透露查扣进展博冠体育。我们只能四处找政府部门、，但后来有关人员通报称，其实在我们提供线索前警方已经查封了有关资产。”龙威说，该案进入法院后，司法信息较为公开透明，投资人稍微心安。

　　民间借贷的优势在于手段直接，但并不安全，与非法集资概念界限模糊。“一方面要放开民间借贷，但另一方面从裁判的层面怎么去规范，如何实现出借人的救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教授姚辉说，非法集资刑民交叉，审判规则是先刑后民，而刑法和民法的理念差别很大，“我的理念就是民刑并立。你审你的，我审我的。”但从程序上讲，刑事的追缴程序完成后按比例清偿债务，如果不够，投资人再提起民事，法院称一事不再理。刑法的认定对民法的合同效力产生什么影响;投资人的权益怎么保护？诸多问题待解。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材料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深化改革中的矛盾不断显现，金融改革创新和服务的发展、公众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都需要过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非法集资活动仍会频繁发生，案件高发态势仍将持续。

　　非法集资案件高发，易引发，政府的维稳压力必然增大。从2012年开始，中国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正式纳入各地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如何落实维稳也是一大问题。在有些地方，投资人情绪激烈，政府不得不出钱补贴投资人一部分损失。

　　彭冰对《财经》记者称，对民间集资行为，地方政府没有专业能力，也没有太多动力进行监管，地方政府希望活跃本地经济，但又不能在金融政策上向民间企业倾斜，不管、默许、纵容民间集资，一旦融资网络崩塌后，政府就展开运动式治理。

　　非法集资案件的投资人也往往质疑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为什么这些骗局能在官方媒体大量投放广告，企业工商、税务年检年年正常，甚至还有政府机构和人员在其中“站台”背书？

　　这也是案发后，一些受害人愿意找政府部门、的因素之一。正是一些政府部门纵容或默许民间融资，投资人维权困难，也导致政府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维稳压力。由此，在非法集资的怪圈里，融资者、投资人和一些地方政府，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非法集资案的善后处置中，部分大案要案，政府为了维稳还得全程跟进并负责资产处置，甚至司法部门与之配合处置善后。

　　比如，2013年江苏省下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意见》指出，司法机关应当积极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做好善后工作，确保社会稳定。对于社会影响大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由当地政府牵头，成立由财政、审计、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人员参加的工作小组，负责对被告人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接管、处理、清算和分配。

　　董新义认为，对民间融资中出现的问题，事后应多发挥法律途径、民间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的作用，刑法的适用不宜扩大化，更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政府的治理存在一些问题”。

　　P2P在“野蛮”生长几年后，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终于问世。但在治理和监管思路上，董新义认为，细则拟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规定为P2P备案登记和实际监管部门，并不能实现有效监督。由于互联网的广域性，其活动呈现出跨地域性，由其工商注册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显然不现实。“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人手和措施不够，效率不高，更重要的是监管动力不足，许多地方政府都对问题平台的经营活动漠视不管。建议将网络借贷活动的备案登记和监管部门收至省级银监部门。”

　　对包括P2P在内的非法集资，中国的治理路径是按照属地管理、行业主（监）管部门一线把关、领导小组组织协调的原则，试图构建责任明确、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格局。但多头监管又会出现监管乏力、部门之间互相博弈的情况。

　　2015年10月23日，国务院召开防范和处理非法集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当前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近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

　　《财经》获得的一份贯彻中央精神的地方材料显示，当前的部署主要是突出各地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的地位和组织协调职能，搞好顶层设计，强化统一调度和跟踪指导，坚持信息资源共享，建立齐抓共管的监测预警体系，稳妥有力的善后处置体系;强化各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明确各区市县属地管理责任等。

　　多个地方已明确提出探索一体化的监测预警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因研发出北京市“打击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不少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找到北京金信网银公司表达合作意向。

　　该公司的知情人士表示，传统金融活动主要在线下完成，其监管通过下级向上级报告指标数据来实现，而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捉襟见肘。“互联网提供了海量的网络公开数据，尤其是公司的负面信息，是评判公司风险的重要指标。结合线上的公开信息和线下的报备信息，大数据监管可以实现主动、精准、动态、日常监管。”

　　该平台被形象地称为“冒烟指数”，即通过机构合规程度、网络投诉率、收益率、特征词命中率、传播力等五个维度的多项数据，综合分析计算监控对象非法集资风险相关度。冒烟指数测评分数越高，则非法集资风险就越高。截至三季度末，平台共监测到北京市692家公司疑似存在问题，113家公司问题较为明显。

　　《证券投资学》是一门研究证券投资运行规律的学科，不仅是金融学科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非金融专业，比如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财务博冠体育管理等专业的基础课。它既是一门内在逻辑性很强的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对实践具有很强指导性的课程。《证券投资学》贴近现实、兼顾理论，受到非金融专业学生的普遍欢迎。我国证券市场近几年在相关法律制定、制度创新、机制规范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也对《证券投资学》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非金融专业而言，学生既没有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也不完全具备证券投资必需的知识体系，在有限的课时内如何让学生对证券投资的知识理解与接受并产生兴趣成为一大难题。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上，对非金融专业应体现出与金融学专业教学目标的不同，应当侧重于学生对综合性知识的贯通理解和应用能力的提高，在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方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应该根据学生的知识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当然也需要教师对证券投资学全面深入的把握。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和深入探讨非金融专业《证券投资学》的教学改革问题。

　　《证券投资学》课程的特殊性在于内容的综合性和现实性。一般来说，《证券投资学》的授课对象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是在完成高等数学、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务管理，以及财政、会计等课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知识，进行《证券投资学》的学习，进而培养证券投资价值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能力。这样一个课程设计顺序是符合逻辑要求的。而对非金融专业来说，由于证券投资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加上先导课程学习不足，可能会造成逻辑链条的缺失，导致学生理解知识难度加大。

　　（一）存在的问题第一，缺乏适用的教材。教材的质量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目标的实现有着关键意义。对教师而言，教材是授课的依据；对非金融专业学生而言，一本符合其专业知识结构，能看得懂、喜欢看、看得进去的《证券投资学》教材，既能拓宽视野，又能激发求知欲、提升学习兴趣。当前，以《证券投资学》或《证券投资分析》等为名称的教材琳琅满目，从教育部重点教材到一般高校自编教材，版本繁多。据统计，在亚马逊网站上“大学教材教辅及参考书”中搜索，《证券投资学》有127种，在当当网的“财经类教材”中有204种。但是，这些教材几乎都是国外投资理论的翻版，大多数重理论、轻实践，重公式推导、轻案例探讨，相互传抄现象严重，而对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学生们使用这些教材学习后，仍然停留于对经典理论的理解层面，无法与我国证券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联系起来，理论与实践存在较严重的脱节现象。第二，课程设置不科学。《证券投资学》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很强，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并迅速有效地把新内容整合到教学中去，同时又需要多门先修课程做支撑，如证券投资价值分析对数理统计知识的要求较高，需要综合运用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的知识为之提供支持。但不同专业对这些先修课程的开设与要求各不相同，有的作为必修课，有的作为专业选修或任选课，有的甚至不安排开课。学生普遍缺乏数理基础，数据处理技术薄弱，相关软件应用能力不高，从而制约了学生灵活运用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有，投资课设置存在“多而全”的问题，内容重复严重，如《证券投资学》、《投资银行学》与《投资学》部分内容重复，由于课时有限，课程多必然会导致每门课程课时量的减少。第三，实践教学环节薄弱。《证券投资学》的实践性和创新性决定了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目前《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大多以课堂教学为主，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一直沿用的“粉笔+黑板”的模式在教学中有很大局限，如在处理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涉及的大量图表时就很难操作，而目前大量采用的多媒体教学虽然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画面包含的大量信息也加大了学生短时间内理解的困难。金融实验室是重要的手段，但目前普遍重视不够，专业教师缺失，课时受限，没有纳入专业教学体系，实验操作、模拟交易多流于形式，学生听课效率低。对非金融专业学生来说，特别需要证券投资的亲身体验和实地观摩。第四，考核方式单一。目前，《证券投资学》课程考试方式以闭卷为主。闭卷考试很容易导致学生养成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习惯，学生只要能够背出基本原理、经典理论即能够通过考试，却忽略了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而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恰恰是《证券投资学》的教学目的所在。因此，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与教学目的存在本质上的冲突。

　　（二）面临的挑战目前，《证券投资学》课程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金融研究的微观化趋势。［1］最近几十年来，金融学在微观层面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微观金融学已经成为金融学的两大分支之一，解决个人、企业、经济组织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动态问题，和几乎所有金融实践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量成果直接应用到市场第一线。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规范化进程的加快，直接融资带动“微观金融”渗透到了证券投资的方方面面，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微观主体的行为。《证券投资学》在教学过程中还没有体现出这种趋势。第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挑战同样紧迫。我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创新涉及金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金融工具创新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各种含权的公司金融工具已经成为现实经济的组成部分。《证券投资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还没有充分体现这种趋势和内容要求，公司金融、金融工程、行为金融学等没有纳入课程体系，或仅仅作前沿理论介绍，这就造成课程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实困难。因此，《证券投资学》的教材和内容迫切需要更新，应适当增加微观金融内容，加大衍生产品内容所占比重，从而使教学内容更贴近现实。

　　为适应非金融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习需要，达到学生对综合性知识能贯通理解和提高应用能力的教学目标，需要对《证券投资学》的教学进行深入改革，至少应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进行改进：

　　（一）优化课程设置，选用恰当的教材课程设置是专业建设的核心，恰当的教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第一，课程设置需要考虑每个专业的特点而有所侧重。适当删减一些不太重要的选修课，增加基础课（如统计学、金融学）的课时量，适当增加对公司金融、金融组织学、资产定价、家庭理财等选修课程的开设，有条件的还需加强金融计量学方面的课程，如金融时间序列分析、随机过程、金融工程学、行为金融学等，作为任选课程开设。在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对基础性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加强对相关知识的深入了解，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第二，恰当教材的选择，需要考虑三个方面：教材是否能够反映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是否体现本学科的国际前沿；是否与学生的兴趣、专业知识背景、学习规律相一致。内容必须与学生培养目标一致，内容设计由浅入深，有利于学生的课外自学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建议选用国外成熟的教科书，辅之以生动案例尤其是国内的案例分析教材，充实案例分析和实践模拟课的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合，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真正提高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经历了多月平淡之后，国内VC/PE融资新年终于迎来新气象。据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5年1月中国境内有两只新设投资基金完成了募资。其中，高榕资本宣布二期基金3.62亿美元（含团队出资）的募集。该机构主要投资于O2O、移动互联网、垂直电商、互联网金融、智能硬件和新兴技术等领域。此外，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真格基金也于同期完成了规模为1亿美元的三期种子基金的募集。

　　1月份私募股权投资的活跃度环比有所提高，当月共公开52个投资案例，比去年12月增加7起。1月披露的投资中，共有89家投资机构的93只基金参与了投资，其中有34笔投资披露金额，披露总金额为17.16亿美元。软件和互联网内容领域各有13起投资，两者相加恰好占当月全部投资案例数的一半。

　　1月披露金额的投资案例中，有6笔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投资额排名第一的是快的打车总额6亿美元的D轮融资，领投方为软银集团，阿里巴巴集团、老虎环球基金参与投资。去年12月初，滴滴打车宣布获得超过7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有分析认为，两大打车软件双双完成新融资或意味着新一轮烧钱大战即将上演。但出人意料的是，滴滴打车于2月14日宣布与快的打车实现战略合并。对此有专业人士认为，该领域因此有望出现下一个千亿美元级的公司，而合并后的最大挑战在于两支团队的梳理。

　　1月27日，网购平台“饿了么”完成3.5亿美元E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中信产业基金、腾讯、京东、大众点评、红杉资本。该公司表示，将集腾讯、京东、大众点评等合作伙伴优势资源，搭建一个全新在线外卖领域的生态系统，终极目标是成为集流量、物流、支付三位一体的综合性O2O上门服务平台。

　　另外4个融资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的案例分别是：专注于海外市场的移动互联网公司APUS Group宣布获得超1亿美元融资;第三方钢铁全产业链电商平台“找钢网”完成1亿美元D轮融资;采用品牌特卖闪购模式的母婴电商贝贝网完成1亿美元C轮融资;信达生物完成1亿美元C轮融资。

　　据汤森路透数据显示，从1月披露的案例情况看，有投资机构参与的国内公开并购交易活跃度平平，当月共披露案例11起，总金额为4.74亿美元。

　　从全球来看，医疗健康领域渐成投资机构宠儿。国内的趋势同样如此，在1月披露金额的案例中，医疗健康领域的3个案例获投3.72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的78.4%。当月交易额占比排在第二、三位的行业是金融和传媒娱乐，比重分别为11.1%和9.9%。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显示，1月有29家中国企业实现IPO，与去年12月的35家相比减少17.1%;总融资额为22.09亿美元，环比减少84.0%。29家上市企业中，有22家企业登陆内地资本市场，6家登陆香港主板和创业板，1家登陆伦敦AIM市场。

　　2007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而有力地带动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目前,专业合作社经济已经涉及我国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成为我国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农业经济甚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此,本文拟选择山东省烟台市为案例,展开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融资问题的案例分析。

　　由于不同专业合作社所需资金的特点存在差异,因此研究首先按照行业特点来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结合烟台的实际,选择了烟台的农业支柱产业――林果业,资金密集型产业――畜牧业养殖业,以及以流动性资金需求为主的蔬果业,依据组织健全程度和市场影响力广泛的原则,本文分别选择烟台市牟平区绿健果品专业合作社、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以及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三家,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案例分析。三家合作社均为牟平区成立较早、制度较为完善的合作社。其中,绿健果品专业合作社成立时间最早,制度也相对完善。该合作社围绕核心品牌以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增强生产管理、品牌营销等措施,着力解决产品生产销售中的难题,有力带动农民增收;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由于有了公司的资金扶持、技术服务和产品销售,其发展更为迅速,成为烟台市比较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社之一。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依然采取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虽然成立时间较晚,但是由于辐射面较大,其品牌效应相对较好。

　　绿健果品合作社成立之初,尽管政府曾给予政策扶持与指导,但原始资本投入中并没有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农户资金所占比重为100%,该合作社2009年至2010年工作规划指出,结合合作社的基地建设,将进一步吸纳农民入社,以扩大资金来源。凡是在基地范围的农民,都可自愿以果园的实际产量折股入社,合作社按入社农民果品实际产量每1000公斤,量化股金10元,年底按社员的实际成交量及股金进行盈余分配;截至2008年,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原始资本投入、剩余收益资本化和定向负债。原始资本投入主要为农户投入资金,资金总量为200万元,占到其原始资本投入的近100%。剩余收益资本化主要由留存盈利构成,留存盈利总量为20642.51元。定向负债则主要是交易负债,总量为47036427.25元,由此可见,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的最主要的内部融资渠道为负债;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也同样来自三个方面:原始资本投入、剩余收益资本化以及定向负债,其中,原始资本投入应包含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和农户资金等多方面,但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原始资本全部来自果农投入的资金,总额为50.5万元;合作运营期间剩余收益的资本化主要包括留存盈利、盈余公积、累计折旧等,截至2008年,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运营期内剩余收益资本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留存盈利和盈余公积,其中留存盈利334331.27元,盈余公积393330.89元,累计折旧49247.19元;定向负债主要包括合作社与农户交易所产生的负债,以及合作社应向社员支付的红利,2008年合作社定向负债中交易负债为1760308.49元,应付红利1560212.57元。

　　三家合作社中,绿健果品合作社的定向负债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交易负债约占合作社内部融资的41.9%,而应付红利占到11.51%,农户资金所占比重依然在合作社内部融资中占到较大比重,为42.53%,除此之外,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合作社运营阶段的剩余收益的资本化所占比重较小,其中留存盈利和盈余公积分别只占到0.99%和3.08%(如图1)。

　　与此相比,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渠道为负债,它所提供的资金约占其内部融资总量的95.88%,而原始资本投入和剩余收益资本化则在内部融资总量中不到5%。大量负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合作社的经营风险。

　　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中,合作社的定向负债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交易负债约占合作社内部融资的38.25%,而应付红利占到33.90%,定向负债约占内部融资总量的70%以上;合作社运营阶段的剩余收益的资本化所占比重次之,其中留存盈利占到7.26%,盈余公积占到8.55%,累计折旧占到1.07%,剩余收益资本约占内部融资总量的16.88%;农户的原始资金投入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为10.97%(如图2)。

　　基于案例分析,在外部融资有限的情况下,内部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着烟台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步伐较快,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很好的带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以烟台市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为例,在内部融资资金的保障下,截至2008年,合作社已设立分社63个,吸收、发展社员1800多户,合作社辐射范围已涉及牟平、文登、乳山、莱山等县市区17个乡镇、330多个自然村,安置农村劳动力5000多人,年增加农民收入近2亿元。据有关部门的抽样测算,同业之间,与非合作社农户相比,合作社农户在收入上普遍提高。户均增收幅度达到10%至20%,高者达到30%以上。可见,在内部融资资金的带动下,合作社成为农村、农民创业办经济组织的优先选择,发展效果逐渐显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是合作社经营活动结果产生的资金,即内部融通的资金,它是合作社不断将自身储蓄(主要包括留存盈利、折旧和定额负债)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内部融资对其资本形成具有原始性、自主性、低成本和抗风险的特点,是合作社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烟台市牟平区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渠道相对狭窄。

　　对于合作社而言,内部融资是指其自身资金积累,因此其内部融资渠道往往主要涉及合作社初创时的原始资本投入、合作社运营期间剩余收益的资本化和定额负债三个方面。其中,原始资本投入主要可由政府资金、龙头企业资金、农户资金、其他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捐赠资金构成;合作运营期间剩余收益的资本化一般包括留存盈利、盈余公积、累计折旧等;定向负债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合作社通过与农户、龙头企业等经济实体交易所产生的负债,另一类是合作社应向社员支付的红利。其中,原始资本多为一次性投入,不适合专业社运营期间的融资。合作期间的剩余收益往往取决于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和发展状况,累计折旧的比例较小,大多可忽略不计;留存收益和盈余公积在内部融资中的比例也相对较小。定向负债中,向农户、龙头企业等经济实体交易所产生的负债成为内源融资的主要部分。总的来看,内部融资虽然能够在合作社发展初期为其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但由于渠道狭窄,并不利于合作社的深入发展。

　　在基于其他案例中,部分合作社也曾经进行过内部融资渠道创新,如联盟内部合作社之间的内部融资,即母合作社与子合作社、子合作社与子合作社之间相互提供资金的融通。联盟内部合作社之间可采取相互持股、发行债券、短期商业信用等形式融资。联盟内部筹资可以更好地发挥内部筹资的优势,即筹资成本相对较低,交易费用减少,但在资金利用效果不佳及缺乏担保的情况下,也更易于造成不良的债权、债务关系。

　　对于合作社而言,内部融资是指其自身资金积累,其中合作社的负债规模对于合作社的长期稳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烟台市牟平区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收益资本化在内部融资中所占比重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交易性负债则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内部融资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

　　在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结构中,绿健果品专业合作社三种渠道的内部融资按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定向负债、原始资本投入和剩余收益资本化,其中,定向负债约占53%;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三种渠道的内部融资按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定向负债、原始资本投入和剩余收益资本化,其中定向负债所占比例高达96%;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三种渠道的内部融资按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定向负债、原始资本投入和剩余收益资本化,其中,定向负债占到72%左右(如图3)。

　　从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向负债构成来看,交易性负债所占比重居高不下,其中绿健果品专业合作社的交易性负债在内部融资总量中所占比重为42%,在定向负债中占有绝大多数;在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中,定向负债集中体现为合作社通过与农户实体交易所产生的负债,其比例高达96%;在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中,其交易性负债在内部融资总量中所占比重为38%,占到绝对比例。

　　由此可见,在合作社的运行中,合作社通过与农户、龙头企业等经济实体交易所产生的负债一直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融资的重要途径,在所调查的三个案例中均占到较高比重。

　　对于合作社而言,内部融资是指其自身资金积累,其中运营期间的剩余收益资本化对于合作社的长期稳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烟台市牟平区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收益资本化在内部融资中所占比重十分有限。

　　如前,在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融资结构中,绿健果品专业合作社三种渠道的内部融资按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定向负债、原始资本投入和剩余收益资本化,其中,剩余收益资本化主要是指盈余公积,约占3.08%;仙坛禽业专业合作社三种渠道的内部融资按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定向负债、原始资本投入和剩余收益资本化,其中剩余收益资本化仅占到0.04%;广联果蔬专业合作社三种渠道的内部融资按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定向负债、原始资本投入和剩余收益资本化,而剩余收益资本化所占比重也未超过20%。在孔祥智(2005)对全国6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中,仅15.6%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经济实体,约有26家没有固定资产积累,占到41.9%,有29家没有办公用房,占到46.8%。这意味着约有85%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真正的盈利能力,没有稳定而充足的自有资金来源。同时,约84.4%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任何盈利。在这种情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收益资本化所占比重极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积累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由以上案例分析可知,烟台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外部融资有限的情况下,努力拓展和利用内部融资渠道,有效地加快了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步伐,带动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在合作社发展效果显现的过程中,其面临的内部融资难题也日渐突出。首先,专业合作社内源融资渠道狭窄的现象难以改观。受自身性质制约,合作社内源融资渠道仅限于原始资本投入、剩余收益资本化和定额负债三个方面,而且每一类融资途径发展极不平衡,对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造成隐患。其次,交易性负债作为合作社利用内源融资的重要途径,其稳定性和可利用性受到限制。毕竟交易性负债是合作社对其业务伙伴的负债,应该归属于商业信用,利用交易性负债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约定,否则会对合作社的信用产生不利影响。再次,合作社的农业运营特质使得其投资风险较大,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案例分析结果表明,烟台市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益不高,直接限制了剩余收益的资本化数量,对合作社内部融资起到的作用有限。因此,烟台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合理规划内源融资来源渠道,在努力拓展内源融资渠道的同时,适当减少对交易性负债的依赖,提高剩余收益资本化的比重,形成合理有效的内部融资结构,为合作社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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